南开大学卓越工程师学院的博士研究生邵嵩和张勇，近期通过其在地面无人车野外感知决策及地面无人集群协同方面的创新实践成果，获得了工程博士学位。这一过程标志着研究生毕业不再强制要求提交学术论文，而是允许以实际项目成果替代。

这一改革的落地，得益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的相关文件以及《学位法》的进一步明确。2026届毕业季，全国多所高校已开始推行此项措施，首批以工程技术创新、实体装备研发、行业技术改造、标准工艺革新等实践成果获得学位的工程硕博士，正在改变公众对“论文是申请学位必要条件”的固有认知。针对此模式如何保证培养质量、成果认定流程与传统答辩的差异，以及其推广前景等问题，记者进行了深入采访。

“人工智能驱动的流域水环境智慧监管系统构建与工程应用实践成果”是中山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博士生张心阳的答辩项目。他通过深入广东信宜的实际调研，完成了包含百万字的调研报告，并全程参与了污染源摸查、治理模式构建及智慧监管平台的开发。张心阳介绍，该系统通过整合机器学习、大语言模型等人工智能技术，实现了对河流从污染源到流域的全链条智能化监管，解决了过去“被动救火”式的治水难题。

佛山大学环境与化工学院硕士生刘乐乐则聚焦于解决企业在污水厂运行中的痛点。针对提升泵耗电量大、调度依赖人工经验的问题，他利用污水厂的数字化平台数据，构建了单泵能效模型和泵组协同优化模型，并通过可视化平台为运行人员提供调度参考。实践验证显示，该模型在单泵指导阶段平均节电率为4.80%，泵组协同寻优阶段平均节电率达到11.50%，节能效果显著。

刘乐乐的导师、佛山大学环境与化工学院教授郜玉楠指出，“实践成果替代论文”改革是对工程技术创新价值的重新认识。他强调，从实验室成果到工业化应用，需要克服材料稳定性、工艺可靠性、成本控制等一系列复杂问题，这同样是一种高难度的创新。

常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副院长徐高明教授认为，此项改革旨在打破以学术论文为唯一标准的评价模式，构建多元化、面向实际问题解决能力的人才评价体系。他表示，这一转变有助于高校从“学科逻辑”转向“需求逻辑”，从“为论文而研究”转向“为创新而实践”，是培养高层次技术人才的关键举措。

在成果认定流程方面，郜玉楠介绍，首先由校内外双导师联合开题，确定研究方案；其次，学校定期与企业对接，考核学生在项目中的参与度和问题解决情况；第三，毕业前三个月组织实践成果鉴定会，审核实践报告、产品、专利及企业应用情况，专家中超过一半来自企业；最后是答辩环节，重点展示产品的应用效果、运行数据及经济效益，专家围绕工程实践中的问题与解决方法进行提问。答辩委员会据此投票决定是否授予学位。

刘乐乐分享道，相较于撰写传统论文，实践成果的研究周期更长，需要持续跟踪现场运行效果，并与企业导师、工程师、运行人员频繁互动。他印象最深的是数据治理过程，通过与企业工程师沟通和实地考察，最终将理论转化为实际应用。

张心阳则认为，实践成果最大的不同在于“不确定性”。真实工程中的变量，如天气、政策、人为因素等，都会影响项目进度。他提到，实践成果鉴定过程中，专家组实地走访了鉴江流域多个断面，并观看了无人监测船的演示，而非仅在会议室审阅文字材料。

张心阳回顾自身成长，认为“打磨”实践成果首先需要建立工程思维，将技术嵌入整个治理体系；其次锻炼了跨界沟通能力，需要与不同受众用不同“语言”交流；再次是学会应对不确定性，在混乱中寻找秩序。徐高明教授总结，适合替代论文的实践成果应具备真实性、创新性、实效性和规范性，这类成果更能体现工程判断力与系统解决能力。

然而，目前通过实践成果认定学位的学生仍是少数。郜玉楠指出，在推广过程中面临观念转变难、校企协同难、认定标准难统一等挑战。许多导师和学生仍受“唯论文”观念影响，企业参与度及成果归属、知识产权等问题也需协调。

徐高明建议，学校应建立灵活的成果认定机制，组建校内外专家评审委员会，并完善成果的存档、公开、追溯制度。企业应主动开放场景和数据，提供指导和试验条件。社会层面，行业协会可将优秀实践成果纳入行业标准。

专家们普遍认为，政府和第三方社会机构在校企对接、平台共享方面可发挥更大作用。例如，粤港澳大湾区(佛山)先进制造业国家卓越工程师创新研究院通过项目支持整合各方资源，而广东信宜市政府部门的支持也为刘乐乐、张心阳的成果提供了重要条件。

北京理工大学卓越工程师学院常务副院长王军政表示，下一步应总结经验，完善流程细则，打造标杆案例，并通过宣传提高各方共识，提升指导水平，形成良性循环。

中山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孙连鹏提出，应在制度体系方面提供更多支持，鼓励学生将专业所学应用于广阔的实践场景，并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形成成果，最终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